在山西博物院的“民族熔炉”展厅内，一对光彩夺目的鎏金铜樽引人注目。器身遍布精美的图案：既有草原山林中的虎豹熊罴、骆驼羚羊，也不乏中原文化中的九尾狐、羽人、仙兔等神话生物。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原元素与草原风情同时出现在这件铜樽上？▲胡傅温酒樽，通高24.5厘米，口径23.4厘米，共2件，尺寸、形制、纹饰相同，通体鎏金。现藏于山西博物院。▲胡傅温酒樽器身图案既有草原山林中的虎豹熊罴、骆驼羚羊，也不乏汉文化中的九尾狐、羽人、仙兔等神话生物。
1962年9月，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村。大川村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和村中儿童在村子南部佛殿坪的山沟中，发现了一批极为精美的铜器，随后这批铜器被运回山西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员会。这批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如同孪生的圆柱形温酒樽。在温酒樽的口沿和器盖上刻有汉隶铭文“中陵胡傅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另一件多刻一个“二”字。根据温酒樽上的“河平三年”铭文可知，这对珍贵的温酒樽是在西汉时期的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铸造的。“河平”是汉成帝刘骜的第二个年号，其在位期间从公元前33年持续到公元前7年，见证了西汉中期的繁荣与变迁。这对温酒樽不仅是汉朝工艺美术的杰出代表，也是那个时代的静默见证者。▲胡傅温酒樽铭文记载其铸造年代为汉成帝在位期间。图为汉成帝延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图片来源：陕西汉中消防公众号）铭文中的“中陵”是地名，属于并州刺史部雁门郡，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南部；温酒樽出土的地点正是在右玉县大川村。此地在汉代属于中陵县，铭文所记载的地名与出土地点相吻合。▲铭文中的“中陵”西汉时属并州刺史部雁门郡，今山西省右玉县南部。（图片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西汉时期，雁门郡位处汉朝的北方边陲，与匈奴相连。为使边塞和谐稳定，西汉王朝采用了诸多有效的民族政策，为日后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奠定了制度基础，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和亲政策和纳质制度。汉成帝时期，匈奴复株累若鞮单于继承其父呼韩邪单于之位，仍娶王昭君，并遣子入侍汉朝为质。▲2023年9月26日，“昭君和亲”沉浸式演出亮相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歌舞的形式再现“昭君和亲”的历史事件。中新网记者 刘文华 摄和亲的同时，汉朝向匈奴提供物资，并且开放边境市场。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明年（河平二年），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在两汉时期，面对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内附群体，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待政策，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实现国家的长期安定。这些政策不仅体现了两汉对内附胡人的宽容和包容，也展现了古代中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智慧和策略。《汉书·成帝纪》记载：“（河平）四年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单于罢归国”。而铸造胡傅温酒樽的“河平三年”，正是匈奴和西汉王朝和平相处的年代，而其制造的地点，同样也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汇融合之地。▲右玉县三十二边明长城。右玉县地处晋蒙交界与长城沿线，是我国古代“通塞中路”的交通要冲和“北方丝绸之路”的中转驿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右玉地区，自古便是中原农耕与北方游牧文化汇流之处，是中国古代文化融合的重要舞台。作为辽西、中原与河套三大文化区的汇聚点，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地理范围，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酒樽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汉代，酒樽的使用更为盛行，其用途也更为广泛，不仅用于盛装酒水，还用来温酒或保持酒香。胡傅温酒樽通体鎏金，少部分鎏金磨损，露出底部的铜胎，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器身上磨损划痕。器身通高24.5厘米，口径23.4厘米，壁厚0.4厘米。下为三熊足，腹部两侧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三熊足作蹲踞状，两爪置于膝部。铺首衔环为兽面纹，头戴三山冠。器身上的图像，是以圆润有力的浮雕刻模法铸成。其器盖有两圈环带，一条是器盖的边缘，另一条在器盖中央，将其分为内外两个区域。内区器盖中央为柿蒂纹，顶部有一提环，柿蒂纹外对称有两虎和两短尾兽（或为罴，熊的一种）。虎身上雕刻有条纹，短尾兽做回首状，身上刻有拟毛发的点痕。外区有三个凤型钮，呈60°角平均分布，将外区均匀分为三个区域，钮之间各有一条龙，同样也是浅浮雕加阴线刻的手法表现。龙躯中间一小段没于水下，并刻画了水的波纹，极富动态地描绘了龙潜入水下又浮出水面的状态。器盖内残存有彩绘鸟兽纹，首先用墨线双勾，然后再装填彩色，最后施一层朱漆。在两器的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均刻有隶书铭文“中陵胡傅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器身的图案被一条环带分为了上、下两个部分，周身装饰着精致的动物图样，刻画细腻，神态生动，每一个细节都饱含力量与美。器身的动物形象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较为写实的动物形象，如虎、熊、鹿、骆驼、鸟、猴子、猎豹、牛、羊。其中牛、羊、骆驼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财富的主要象征，特别是双峰驼图案的出现，更是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贸易往来频繁的例证。另一类是羽人、九尾狐、凤鸟、手持仙草的异兽等传说中的形象，这些图样生动地反映了汉代的升仙信仰。胡傅温酒樽上精细雕刻的纹饰，不仅展现了虎、豹、熊罴、骆驼、羚羊等北方草原山林中的野兽，体现了游牧民族对自然界深刻的观察与尊重；同时，也细腻刻画了九尾狐、羽人、仙兔等汉代神话中的神仙形象，描绘了汉人对超凡脱俗、追求长生不老的向往。这种艺术上的融合，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结合，更是深层次文化观念和审美理念的交流与融合，体现了汉代中原文明与周边游牧民族之间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互动。在这片古老的铜胎上，每一处纹饰都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文化，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文化艺术交融的瑰丽景象。
在古代中国的浩瀚历史画卷中，胡傅温酒樽以其别致的魅力，讲述着民族融合的故事。见证了汉朝时，中原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启发，边疆的粗犷与中原的精致相互映照。铜樽上虎豹与羚羊的共舞，九尾狐与羽人的共鸣，不仅仅是自然与神话的交织，更是一个关于中原与边疆、农耕与游牧深层次交流的故事。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在地理上交错而居，文化上相互吸纳，经济上依存共生，情感上紧密相连，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胡傅温酒樽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与和平性。通过胡傅温酒樽，我们得以窥见古代中央统治者在民族政策上展现的智慧，使不同文化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也丰富了中华文化，为中华文明的持续繁荣注入了活力。
（作者单位：武闻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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