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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各人群间，虽然族源血胤不同，但出现了共同追认“黄帝”为共祖的历史现象，反映出族群大融合、建立更大共同体的强烈意愿。这一历史现象，在南北朝时期再度发生，只是对象换成了五胡。西晋灭亡，随之中国北方先后出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的多个并立政权，史称“五胡”。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不断，政权频繁更迭。各个政权之间互相攻伐逐鹿中原，给中原百姓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和痛苦。这是五胡被称为“乱华”的原因。另一方面，五胡也出现了中华化的强烈趋势，具体表现在极力学习中华文化并从族源上力证“夷夏同源”、寻求共祖的现象。
▲《毛诗二十卷附考证》，（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清代刻本，天津博物馆展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一是，“五胡”政权的统治者都认同和学习中华文化。匈奴首领刘渊自幼跟随上党名儒崔游学习《毛诗》《马氏尚书》《春秋左氏传》，其不仅精通经史及诸子之学，而且建立政权以后大力推行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和礼乐文化。氐族出身的前秦皇帝苻坚，八岁时便请老师进行儒学教育，博学多才，即位以后，广立学校，每月一次亲临太学，考察学生的经籍义理，甚至与学生辨析五经时，“博士多不能对”。前燕皇帝慕容儁，爱好文章典籍，喜欢与大臣讨论儒家经义，一生著述几十余篇。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就特别指出，十六国时期的胡人君主在经史文学上都很有造诣，并得出所谓“僭伪诸君有文学”的看法。在政治行为上，“五胡”政权多认同“中华”，追求大一统。苻坚在征讨西域诸国时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希望用教化征服对方，认为帝王之位无常，应授予有德之人；前燕皇帝慕容儁对东晋使者说：“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强调自己做的是“中国”皇帝。这说明，五胡中的大部分政权其政治观念和文化思想已经完全中华化了。二是，“五胡”政权的统治者都强调“夷夏同源”。汉赵政权的建立者——刘渊以汉室之胄自居，祭祀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宣称自己继承的是两汉大统；建立五燕政权的慕容鲜卑自称“有熊氏之苗裔”，以炎黄子孙自居；建立前秦的氐人声称自己乃“有扈氏之苗裔”，有扈氏为大禹之后；北周宇文氏宣称自己为炎帝神农氏之后；北魏拓跋鲜卑则以黄帝之子——昌意少子为自己的祖先。这种“夷夏同源”的思想未必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但确实反映了五胡希望从根本上融入中华的强烈愿望。重构祖先传说并非只是获得天下正统性的工具，而是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和不留退路的融合意愿。▲河南洛阳博物馆馆藏北魏陶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五胡”内迁中原，虽伴随着冲突和碰撞，但经过漫长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成为胡汉共认、兼容南北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华夷”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其评判对象是政权而非民族，而且进行“华（夏）”“夷”定位的依据不是血缘，也不是地域，而是文化，如《春秋》中的晋、秦、楚等邦国根据其政治行为有时被称为“诸夏”，有时被当做“夷狄”，而某一政权下百姓的“华”“夷”属性则依附于其所属政权。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胡汉之间的界限逐渐湮灭，转变了“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看法，从而为隋唐时期的中华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五胡乱华的伤痛固然不可泯灭，但五胡入华的民族大融合则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作者简介：李玉君，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监制 | 王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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