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之光，何以照亮中华文明（下）

 来源：道中华

续昨日文：【道中华】汉字之光，何以照亮中华文明（上）

▲汉字书法。汉字书法是独创性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
中国书写传统源远流长，而书法的观念和实践将汉字书写进一步发展到一种高尚的审美阶段。
书写中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情感和精神，文字也就有了区别于单纯记录的艺术品格。

二、汉字之光，照亮中华文明之路

　　远祖先民在使用中逐渐把文字和图画区别开来，如“”可看作车的图画，但当这个符号和语言中“车”的意义、读音结合，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传播开来，原本“同源”的文字和图画开始分家，真正的文字就诞生了！数千年来，中华先民仰望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与阴晴圆缺，领略山岳河海的巍峨雄奇与浩瀚澄澈，目睹草木鸟兽的春华秋实与千姿百态，铭记祖辈们一路走来的古朴厚重与荣辱辛酸，感受作为人类的形体容貌与思想禀赋；他们的历史记忆和生活体验，纷纷淬炼成平面的视觉符号，来记录他们的语言和思想，传承先辈们的智慧和荣光。它就是文字，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它的出现必将照亮中华文明的前行之路，是世界文明谱系中的东方曙光！来看看他们的模样吧：

是“粟”，、、、、、，等形体就是“黍”，、、、、等形体就是“稻”；大豆古称“菽”，《管子》记齐桓公北伐山戎，得其“戎菽”，“戎菽，大豆也”，今黑龙江宁安大牡丹屯出土了距今四千年前的大豆，东北极可能是大豆的原产地。以上是中华本土培育的农作物。就是“来”，本指小麦，是大麦，《说文解字》：“来，周所收瑞麦来麰也，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小麦和大麦并非黄河流域原产，西亚是国际公认的小麦原产地，小麦很可能是通过新疆、河湟一带传入中原地区，文字记录了中华先祖共同创造吸收的文化。

　　单个字符还可组合起来使用。“”靠“”为“”（休），双“”成“”（林），众“”成“”（森）。历史的车轮进入商代中晚期，在文字符号的使用中，巫师和史官有意识让文字中一个构件表示语言的意义，另一个构件表示语言的读音，这就是“形声字”，这种科学方法的使用，使字符在经过漫长积累后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火的使用和石器的制造伴随并推动着人类发展进程，“炒、烙、烤、烬、灼、烧、烂、炮、照、煮、熄、煎、焦、烹”“磨、研、破、砸、砌、碎、磕、碰、碍、磋、碾、砥、砺”等一个个文字记录着先民们在“刀耕火种”中“砥砺前行”。中国是最早养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线、绪、缕、纲、纪、经、维、络、纱、绢”记录了纺织中的千丝万缕，“练、纺、维、绩、约、绝、继”反映了纺织中的辛勤劳作，“素、红、绿、紫、绯”就是纺织材料和成品的五颜六色，这些文字的造出，或源于女性们在梭机转动中的灵光乍现，或起于男性们对他们心爱的母亲或妻子昼夜纺织的细心观察和深切感恩。作为文明符号的标识，汉字深深植根中华历史和先民日常生活，这是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谛和内涵。

▲老官山汉墓出土连杆型—勾多综提花木织机。这是国内首次出土完整的西汉织机模型，提供了汉代多综织机的实物证据，填补了我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考古空白。（图片来源：四川省文物局官网）

　　商代是一个对鬼神无比推崇的朝代，商王和贵族常常通过占卜决定国家大事。占卜后就用刀子把所问之事的前因后果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些甲骨随着商朝的灭亡被深埋于地下。3000多年后的清代末年，这些甲骨被无意挖出“重见天光”，直到与古董商和金石学家结下“情缘”，终于揭开其神秘面善，并称之为“甲骨文”。事实上，从商代到晚清，这种文字的形体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发展演进历程。

　　明代以前，这种符号一直就叫“文字”，明代宋濂主持编修《元史》时才出现“汉字”这个名称，以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相区分。这个“汉”同“汉族、汉学、汉服”一样，与西汉、东汉这两个王朝有关，源于前述大禹治水时“决汝汉”的“汉”，也就是今天的汉江。汉字的形体虽然不断演变，但不变的是其作为中华儿女共同的交际工具和中华文化主要传承载体的角色和使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从远古到上古，先贤圣哲们的思想汇集成儒家“五经”，并在春秋战国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产生了众多思想文化经典。这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后世漫长发展中根深叶茂、干壮枝繁。依托它形成的经典，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财富。《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鲁、晋等诸侯国举行盟会，姜戎首领驹支也参加，面对晋国范宣子的无理猜忌，驹支据理驳斥并“赋《青绳》而退”，所背诵的《诗经·青蝇》诗中“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让范宣子大为惭愧，当即向驹支道歉并结成“兄弟之交”；日本学者平田昌司认为：“《诗》《书》、汉字成为东周列国的卿大夫，无论是华夏、四夷，能够自由运用的文化资本”，并推测当时“非中原出身的贵族以及从事跨地域贸易的商人阶层都具有双语、多语的能力。”

▲石鼓。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越人歌》唱出有情人心中的愁绪。《越人歌》本名《越人拥楫歌》，是公元前528年，拿桨的越人为游湖的楚国王子所唱的歌，在东汉刘向《说苑》中本为用汉字记录的百越古歌，后被翻译成朗朗上口的汉文歌词。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朱辅大力广施善政，对附近的少数民族影响很大，白狼王作诗三章，歌颂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这就是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的《白狼王歌》，是用汉字所记录的藏缅语古歌。汉字在历史上就是表达各民族同胞思想感情的工具和载体，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更是群星璀璨，如女真族元好问、李直夫，契丹族耶律楚材，蒙古族萨都剌，维吾尔族贯云石、薛昂夫，回族兰楚芳、李贽等，也产生了如康里巎巎等著名书法家，各民族携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在漫长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汉语汉字也受到多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葡萄、胭脂、狮子、猕猴、琵琶、唢呐、戈壁”等是用汉字记录的少数民族词语；汉语中“哥哥”本用兄，“哥”本作“唱歌”讲，但魏晋南北朝后“哥”开始指兄长并广泛使用，是借汉字“哥”记录鲜卑语的结果，始于鲜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车站”古称“驿”，而“站”原来是作“站立”讲，其“车站”义源于蒙古语。可以看出，汉语汉字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工具和结晶，融入并流淌着多民族语言文化的成分和血液，记载并传承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

▲契丹文。契丹文是辽代契丹人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属于汉字的派生文字，在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有官方文字地位。

　　汉字的传播也启发了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历史上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水文的创制都不同程度受到汉字的影响。不仅如此，汉字承载着文化，从中国流布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家，使亚洲汉字文化圈拥有漫长的“书同文”的历史，其所承载的文化滋养着东方生民。

▲2022年日本年度汉字“战”。从1995年起，每年年底，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都会公布最能代表这一年日本世态民情的“年度汉字”。
这些汉字由民众投票产生，票数最多者随即当选。（图片来源：光明网）

　　梁代阮孝绪在《七录》序中说：“日月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华载育，非风云无以悬感。大圣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故洪荒道丧，帝昊兴其爻画；结绳义隐，皇颉肇其文字。自斯以往，洽袭异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册。”意思是说日月靠光芒照耀大地，名山靠风雨育养万物，圣人应时而生，治国理民，移风易俗，如果没有诗书礼乐等文化典籍，又怎能治理好社会呢。从蒙昧走向文明，正是有了文字和典籍，才能传承文明，成就太平盛世。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说：“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有一部分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文字。”

　　汉字之光，照亮中华文明，也是当之无愧的东方文明的曙光！

▲河南省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作者简介：

周作明，西南民族大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幸美芳，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