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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几点体会

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几点体会

——高炳辰

张哈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以下简称《藏汉》)是一部综合性大型工具书,供读者阅读藏文典籍和研究藏学课题之用。正式出版前曾印行“征求意见稿”广泛征询意见。1978—1985年,笔者先是参加了编写组的编写工作,为主编助理之一,回社后为责编之一。八年来,通过编写实践,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都有所提高。这里,约略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和点滴体会就教于同志们。

资料积累

资料是辞典编写的基础,犹如蜜峰采花酿蜜,只有广为采撷,博取众长,酿出的蜜汁才会滋味醇厚,营养丰富。同样,卡片资料积累得越多,范围越广,辞典的资料基础就越坚实、厚重,才能在编写过程中全面考虑,防止片面性,无论是分合取舍或是提炼加工,都能得心应手,处处逢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资料匮乏,就会捉襟见肘,步履艰难,影响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收集资料应以第一手资料为主,日积月累才能见到效果,如果以第二手材料为主要依据,辗转抄袭,免不了以讹传讹,贻误后世。

《藏汉》的资料工作,就相当扎实。解放前,先是从藏汉对勘的佛书及其他中外辞书中收集,编就《藏汉大辞典资料本》,手抄十巨册;解放后,又去拉萨广泛搜集资料;“文革”后,又以佛学、因明、医药、历算、藻饰词等为重点,进一步充实内容并进行编写,从而大大丰富了《藏汉》的内涵。

选词立目

词目是辞典的骨架,词目选收恰当与否,直接影响辞典的质量。基本词具有稳定性、普遍性、能产性的特点,((藏汉》做了广泛收录;成语、方言词、古语词、外来词、搠,它们都是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选词立目不可或缺;佛学、因明、医学、历算等学科的名词术语,往往有正名和别名、全名和略名、现名和旧名的区别,这些都要斟酌隋况,分别处理。

确立词目除了要分清词与非词的界限外,还要分清固定词组和自由词组的界限。固定词组可以立目,结构松散、见词明义的自由词组,一般不予立目或少立目。自由词组是无限的,任何辞典都无法承担收录它们的任务。

“征求意见稿”收录了不少自由词组作为词目,有违辞典的立目标准。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语言信息和进一步深化词义,经过具体分析研究,给它们以分别对待的处理:经过严格选择,把形式比较特殊和具有固定趋向的自由词组,保留下来,列为词目;不能立目的自由词组,则归入有关词目之后,作为例词之用,以增加辞典的实用性,而不轻易删除。

收词要注意系统性,同一类属的词要注意收齐,不使遗漏,收了甲词,就得收乙词,否则就是残缺不全,影响《藏汉》的科学性。藏语中的数目词相当丰富,有总条,有分条,而它们往往又分散于不同的字头,必须收集齐全。

为了提高辞典的实用性,作为收词的补充手段,还要注意从释文中选收需要解释的词语,不论它们是一般词语或是百科条目,都应列为词目以便读者查找。理想的辞典,释文中需要解释的词都应该全部列为词目。

《藏汉》是一部大型工具书,编纂和使用的时间较长,内容要求稳定,对那些经常变动或正在发展中的词语,不予收录。本书虽然少量的新词也在收录之列,但新词中的“阶级斗争”等词则不予收录。

词目释义

词目释义简称释义或释词,是辞典编纂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辞典的中心,最直接地反映辞典的质量和水平,因此,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通过释词不但可以使读者熟悉和掌握词汇中各种词语的意义,更好地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而且有助于扩大知识和经验。

语文词语的释文,主要要求给人以简明、确切、具体而全面的概念,避免辗转互训,或以例代释等不能为读者释难解惑的作法,同时也要求尊重传统的解说。为了使辞典的释文写得准确而精炼,还需要掌握解释词义的一些方式。《藏汉》多用以下方式进行释义:

1.析词分释。从词语的字面上分析,即从词素义到词汇义的释义方法。

2.以词释词,即用同义词来解释。此一释词方法《藏汉》最为常用。需要注意的是防止同义互训,甲是乙,乙是丙,丙是甲,释来释去使人不得要领。正确的方法是两个同义词,其中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解释。

以词释词,《藏汉》中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用同义藻饰词解释一般词语,或用一般词语解释词义藻饰词,此一方法也比较确切而且形象生动,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

3.描写说明。就是用一句话或几句话进行解释。在没有同义词可选用的情况下,用描写状况,说明性质,限制范围,比较异同的方法进行解释。

4.反义相释,即从反面来解释。

5.其他。以今释古,即以现代藏语释古语词;以通释方,即以通用语释方言词;以本释借,即以本语释借词。

除了释义方式之外,力求义项齐备、科学地划分义项也是准确释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义项,不是以自然形态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编纂人员对语言材料进行综合分析而反映在认识上,并且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藏汉》的义项排列次序是:先就基本词划分词性,再在词性概括的范围内按常用义和非常用义的先后进行排列。

百科词语的释文,要求做到概括清楚,系统完整。佛学、因明、医学方面的释文都根据原著编写,历算除原文照译外,对某些词目还依照现代天文学知识做了简单补充。佛学等学科的某些释文如果采取现代科学知识去注释,便有可能产生由汉译代替藏文传统解释的现象,就不再是“原汁原味”了,而且,那样做也不是《藏汉》的任务。

解释词语,不论用哪种方式,不能简单地依凭一二种资料,或拘泥于一家之言,必须多所借鉴,多所涉览,以求做出最正确的解释。这方面,首先要注意继承传统,借鉴古人。只要原有的资料能够正确地概括词义,说明问题,就尽量采用,不再做新释。其次,对一些不够确切的原有资料,就要进一步改释,勇于创新,精益求精,尽量做到准确无误。

例证引用

例证,释文之后接着就是引用例证。例证可以证明一个词目的成立,证明各该词义的细微差别,证明词语间的配搭关系,有的还可以探索词源。《藏汉》例证或用单词,或用词组,间或用完整句,不作冗长引述,例词、例句要义例相符,不能不一致。

引用例证要注意思想性,内容一定要健康,要符合党的政策。过去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征求意见稿”中选用了不少穿鞋戴帽、突出阶级斗争、紧跟时事形势的例句,审订中都做了妥善处理,没有重蹈生硬结合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的覆辙。对某一些须要表态的词条,则利用画龙点睛的方式表明编纂者的思想倾向。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注意不伤害宗教信徒的感情。

语言的时代性

评价一部辞典“时代性”的标准有两条:其一是“辞典是否收入了最新文化发展的词汇”;其二是“辞典中是否体现了当代语言学家在研究音位学、语法学和语义学等方面的新进展。

语言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解放后,藏语里出现了一大批代表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术语,它们不仅反映了藏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发展和丰富了藏语本身,增强了藏语的表达能力。如:“共产党”、“社会主义”、“政策”、“解放”、“科学”等等,《藏汉》不择要收列是没有道理的,虽然《藏汉》主要是解决阅读古典书籍的疑难问题的。当然,收列也不能过多过滥,实际上进入《藏汉》的新词还不足二百条。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词语的意义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义,成了新词的一员。如:“baen油”一词原义为“富足,富饶,丰厚”,新义则为“经济”,而新义的使用频率,远远超过了原义。对此,《藏汉》也做了反映。

其次,在音位学方面,藏文30个字母的读音,除传统的原有注释外,增加了现代音位学的解释。语法学方面,传统的藏语语法只有“静态词”和“动态词”两大类,至于词的类别则讲得不多、不细。编纂过程中,我们给基本词划分了词性:名词、动词(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数词、介词、助词、连词和语气词十大类,并对单词和一词多类的词目都逐一标明了词性。事实证明,划分词类,标注词性,对于①

确立义项、解释词义、配置例证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再次,在语义学方面,《藏汉》的义项划分、词目释义、例词例句的引证等方面,不仅大大突破了传统藏文辞书的窠臼,也超过了现有辞书的水平。

一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大型综合性辞书,缺乏时代气息,不能反映当代语言的现实,是会削弱其科学性的。

注意语言规范

一部辞书除解难释疑给读者以正确的知识外,不管编者的意图如何,客观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规范性,这是社会对语言规范化的要求决定的。《藏汉》在编纂过程中,注意了语言的规范。如将并存的同义词区别了主条和副条,并进行分别排列,主条一般作为规范性词条,副条作为参见条;订正了许多词条的正字法;一些不见经传的口语词和方言词分别确定了它们的拼写法,特别是藏语动词,由有关方言区的藏族学者逐条进行了审订,因历史沿袭和方言差别形成的书写形式不一致的部分动词,得到了统一规范。

翻译中某些名词的改译或纠正也属规范化的问题,如“喇嘛教”一词既非意译也非音译,不能准确表达“西藏佛教”或“藏传佛教”这一概念。西藏佛教是佛教总体的一个分支,是民族化了的佛教。“喇嘛”一词意谓“上师、上人、师长”,根本没有佛教的意思。循名责实,《藏汉》中“西藏佛教”一词全部改称“藏传佛教”,不再使用“喇嘛教”这一称谓。其他如藏语语法名词的汉译,审订中也做了统一规范。

《藏汉》是双解辞书,藏文辞条是通过藏文来揭示词义的,汉语释义则须要通过翻译来表示,因而要求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简练通顺的文字翻译表达出来。考虑到篇幅,翻译表达问题,请参看拙文《藏汉大辞典的词语翻译》(载《翻译研究论文集》(2),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这里不再赘述。

技术性工作

对于《藏汉》来说,抓好技术性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绝对不能忽视,否则,同样会影响辞典的质量。技术性工作繁重而又琐碎,不耐心细致、认真负责,是做不好的。

《藏汉》的技术性工作,总的说来有:词目的音序排列、各种词目正副条的照应、异体字正副条的照应、同义词相互间的照应、词的全称和缩写、简称的相互照应、参见条的相互照应、梵文转写的统一、汉文简化字和异体字的统一、汉文标点符号使用的一致、藏文符号使用的一致、汉译人名地名的统一、学科词目译文的规范统一等等。这些都是编写体例的一部分,不仅编写人员要认真掌握,而且还要指定专人负责,逐项检查,防止疏漏,纠正差错。

从辞典工艺学的角度来看,编写大型辞典是一项大工程,施工前先要有个施工蓝图——编写体例。体例是否完全切实可行,还得通过实践来检验。随着《藏汉》编写工作的全面开展,必然会发现原有编写体例的不完善处,这时就要及时进行必要的修订和调整,不然就会妨碍施工计划,出现辞典内容不协调、不一致的现象。而调整体例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给技术工作带来更大的工作量,因而又不能不审慎从事。

几年来,《藏汉》对原有体例,先后进行过三次调整,内容大都是技术性的,其中变动最多的要算对数目词的调整。这一类的调整为数颇多,虽说费时费力,但对提高《藏汉》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来说,是有帮助的。

校对是书刊出版工作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把好《藏汉》质量关的最后一道工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校对是编纂工作的继续。

照规定,书稿发排前必须做到“齐、清、定”,一次发完。《藏汉》在“清”字方面做得较好,原稿字迹清晰,工整醒目,易于辨认,受到工人同志的好评。“定”字方面,因为是分批发稿,前后关联照应不够,技术性工作还不理想。《藏汉》发排前虽然经过多道工序,除了技术性问题外,有些问题只有在校对时特别是在看清样时才能发现,才能暴露,以至在长条样上做了些增删改动,甚至有推行倒版的现象,给工人同志带来麻烦,作为教训应该吸取。

总之,编纂人员自始至终参加长条和拼版样的校对,亲自动手,修漏补缺,勘改差错,消灭“硬伤”(政治性差错和常识性差错)和技术性差错是完全必要的。分批发稿的作法则应力求避免。

春蚕炬烛精神

编辑辞书特别是大型辞书是项平凡的、默默无闻的工作,长年累月与卡片资料打交道,反反复复,零零碎碎,有做不完的事情,精力和时间花费不少,成绩却不明显。为了解释一个词,配置一个恰当的例词、例句往往要翻阅许多资料,一个问题没有落实,老是反复考虑放心不下,甚至食不甘味,睡不安枕,十分恼人,而一旦得到解决,则重负立释,豁然开朗。斯时的心情似乎只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几句描写才能表达,虽然不如五柳先生那样“欣然忘食”,却也感到别有一番乐趣。

辞书是解疑释惑的工具,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载体,一部好辞书所发挥的社会效益是难以估量的。编辑辞书是语言和多种学科知识的综合体现,是辞书编辑知识的具体运用,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科学工作。要做一个合格的辞书编辑,我认为首先应该具备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有较好的语文基础,喜欢读书,具有钻研精神,有一定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其次,要有一颗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献身的赤诚之心,工作任劳任怨,自甘寂寞,不慕名利,不求闻达,下定决心坐冷板凳,一竿子插到底,积以时日,定会做出成绩。《藏汉》主编张怡荪教授、副主编祝维翰先生编纂《藏汉》数十年如一日,历尽艰辛,不移初衷,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因此,没有强烈的事业心,没有春蚕炬烛精神是做不好辞典工作的。

最后,以一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藏汉大辞典》,煌煌巨制篇,

收释词和语,更具百科兼。

成书风雨路,跋涉历多年,

既有学者助,尤凭初志坚。

问世无几时,一版复再版,

读者藏学界,交口予以赞。

源远流且长,雪域文化灿,

此书缺失处,尚待补续编。

《词典学论文选集》,第16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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